1918年，在当时新旧文化论争的背景下，陈独秀主持的《新青年》与杜亚泉主持的《东方杂志》就所谓功利主义等问题进行了几个回合的激烈论争。先是，《东方杂志》发表了钱智修《功利主义与学术》一文，认为西洋文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功利主义，于中国文化学术为害最大的也是功利主义。在学术方面的表现就是“以应用为学术之目的，而不以学术为学术之目的”，“一切学术皆以应用之目的求之”，这不仅造成了纯学术的偏废，而且其“以最大多数说为万事之标准”，也妨碍了学术的独立。而陈独秀坚定地赞美功利主义，发表《质问〈东方〉杂志记者》和《再质问〈东方〉杂志记者》，予以回击。双方论争的焦点是“功利主义”，但对这个概念，却有不同的解释。

　　陈独秀：

　　“自广义而言，人世间去功利主义无善行。释迦之自觉觉他，孔子之言礼立教，耶稣之杀身救世，与夫主张民权自由立宪共和诸说，以去封建神权之革命家，以及《东方》记者痛斥功利主义之有害学术，非皆以有功于国有利于群为目的乎？”

　　杜亚泉：

　　“任何名词皆随其所定之界说而异其意义。《新青年》记者将功利主义为广义解释，包括善行于功利主义之中，则《新青年》记者所崇拜之功利主义与《东方》所排斥之功利主义内包外延自不相同，不能笼统混合。”（《独秀文存》225页，安徽人民出版社，1987年12月第一版，1996年11月第2次印刷）

　　1、对一个概念采取"广义"的解释，一般来说是不是合理的？有没有危险？

　　2、功利主义可以推动善行与人世间去功利主义无善行，这两个判断有什么差别，哪一个更容易论证？为什么？

　　3、如果陈独秀不偷换概念，能不能论证功利主义对于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贡献？

　　这是论争中经常出现的情况，论争的双方并没有对共同使用的概念的界定达成共识。而其中一方为了寻找于自己观点有利的论据，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超出了原来那个核心概念的内涵或外延。因此，看似所有的论据都支持自己，但不觉间，自己所维护的，已经不是对方所反对的了。尽管人们对功利主义或是其他主义都会有不同的理解，功利主义主张“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”与善行也并不一定矛盾。但是，在本案例所涉及的这个问题上，是陈独秀单方面主动扩大功利主义的外延，把“释迦之自觉觉他，孔子之言礼立教，耶稣之杀身救世”这些明显与功利主义基本特征相反的例证也当作功利主义，功利主义就变成是不无所不包了。本来，善行可以是功利主义的，也可以不是功利主义的，可以是计算成败利钝的，也可以是释迦、孔子、耶稣那样不计成败利钝的。把后者明显不是功利主义特征的行为也算到功利主义之中，扩大了功利主义的外延，这才得出了“人世间去功利主义无善行”的错误判断。这个判断是不成立的。所以，在这个问题上，是陈独秀偷换了概念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在使用新闻评论进行论辩时，对双方使用的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，一定要取得共识。否则，或者坠入陷阱，或者就成了乱打一锅粥，不可能促进对事物的认识。